宋初的户籍制度称"五等版籍", 中又分"主户"和"客户"的区别.主户指拥有田地的人家(历代的户口和土地是不分家的). 无田地者称"客户", 主要是租种土地的佃户. 主户因占田, 所以要承担赋役, 按其财产分为五等. 是谓"五等版籍". 赋役税主要情况如下: 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同唐两税制), 赋包括丁口赋和杂赋. 役包括差役和杂徭.
总体来说, 这里看不出什么问题, 似乎和各代制度差不多. 但放到那时的环境里就有问题了. 北宋边境上长年战争, 而且战争屡败,年年进贡, 国家经济问题很大. 再加上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 重官轻民的时代, 在继承唐的科举制度的前提下, 大量增加录取名额. 有两个数字为证: 太宗期间因科举而得官的近万人. 仁宗期间光进士一科(此为唐遗制, 分明经, 进士, 明算等等若干科, 进士得官最易)取士得官有近五千人. 宋对中等以上的官吏极为优待,这就更加使国家经济问题很严重了. 在这种情况下, 宋政权的指导思想是:" 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光如此还不足为患, 细心的人可能发现宋朝没有专门的土地制度(如我前面有一文中讲的占田制那样的土地最大面积的限制). 总体思想是"田制不立"实际的意思是"不抑兼并". 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这可能有助于优胜劣汰.但在户籍本身就划分等级, 而且政府对官吏及眷属大力照顾的情况下, 土地的无序兼并极为恶劣. 到英宗时期, 纳税的土地仅占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三,其余的都是官吏们及官吏宗族靠荫蔽占有(此时官吏人数大约为开国的十倍左右)宋的军费开支异常庞大, 给辽西夏岁贡负担沉重, 纳税土地减少, 只好把危机转嫁给下等的主户和客户身上. 主要是在税赋役上做文章, 两税法其实不重, 但是用了一种剥削的老办法"支移", "折变". 前者是要求纳税者自备人畜盘费, 前往官方指定地点交税(主要是北方的边疆, 因屯军大多在那里)这样政府把运费等等都省下来, 转嫁危机到百姓身上. 后者是指官方指定交纳税的物种, 比如你种小麦, 本来政策规定你交税是小麦若干, 但官方突然要求你交现钱或绢布. 可你没有这些物资, 那就要按官方指定价格折成钱或绢布. 这里只有白痴才会不趁机打压农民利益, 高出应收税三至四倍的事情都时有发生. 在赋的问题上, 宋把对辽夏的岁贡摊至民众, 加了新的赋种. 最初, 不论户籍等级如何, 均按土地比例交纳绢粮. 政府相应补以钱, 但很快由于政府"白取之", 主户中的上户就开始逃避这些赋, 因为他们大多是官吏及眷属, 自然能把政策引导至其有利的一面. 在役的问题上,分差役和杂徭, 前者按规定只能由主户中的上三户负担, 可后来由于上三户的逃避, 下户开始充差役了, 甚至后来竟有客户充差役的事. 至于杂徭, 本身就是针对主户中的下户和客户的. 所有这些户籍制度中处于下等的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以上所有因素又促成了另一个恶瘤: 高利贷的产生. 因为捐税役赋的沉重, 没有士籍的普通百姓只能常常借贷, 高利贷的产生后, 更加加速了土地的兼并, 让许多下等户沦为客户.
当然我这里讲的这些是经过若干年的逐渐演变造成的, 对北宋统治者本身来说, 当然希望国家安定,不希望官逼民反, 不会一上来就逼人太甚, 但当整个统治阶级自己在这种户籍制度中逐渐占尽优势后, 普通百姓的悲剧是不可避免了---你怎么能指望既得利益者主动去取消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制度呢? 但封建统治还要继续, 这里就牵涉到了另一个问题: 愚民政策. 历代封建统治都有这种政策, 扼杀人民的思想, 引导大家都沿着有利于其统治的思想前进.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 历史上不一定所有的黑暗时期人们都起来反抗的, 但贫富差距过大就有可能引发战争. 可问题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本身不就是一种不均么? 我看到宋史说纳税的田地只有十分之三的时候真是大惑了一阵, 这摆明了就是一种大不均. 十分之三的土地要替十分之七的土地纳那么多苛捐杂税, 为什么没有激起大的民变呢?(有关民变后面会讲). 其实这和宋王朝的科举户籍制度有关: 一方面, 主户分为五等, 下面再分客户, 政府再灌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知足长乐等等思想, 当你看到隔壁李四是第五等户, 你是第四等户可以比他享有多一点的特权时, 你自然就会有种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甚至能让你忘了你被上三等户剥夺的利益.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很多人这种思想照样是根深蒂固的. 我不想多说这个问题, 大家扪心自问就知道答案了.言归正传, 对于主户而言, 再差还有一个客户在底下可以垫背. 对于客户而言,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总体来说, 北宋时期客户的生活压力和对主户的人身关系上的依赖竟然是逐渐减轻的, 这相对我上面讲的宋政权加紧盘剥的情况好象很矛盾, 但结合维护统治的目的就可以看出, 正是这种逐渐减轻最底层的压力, 加大次底层的压力的作法保证了北宋的统治及农业的大发展(北宋的农业发展确实是显著的). 北宋统治者也许不明白"无产阶级革命最彻底"这个道理, 但他们确实很懂如何巧妙利用等级制度-----国家不制定特殊的土地制度, 这样即使作为最底层的客户中的佃户也有机会购买到土地变为主户中的一员. 这就是宋政权大力鼓吹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这种思想深入人心后, 对客户有非常大的安抚作用. 这里要多说一句就是, 所谓"田宅无定主"完全不是像宋统治者宣传的那样无条件的, 我上面举的纳税土地只剩十分之三这个数据完全可以说明问题: 统治者在保持下等的主户和客户之间的自由转化的同时, 悄悄地侵吞了他们的利益为上等主户所有. 其实不仅宋朝, 各朝代贫富两极分化都不是赤裸裸的, 统治阶级都用了某种欺骗性的策略----直到解放前,不还有"二十亩地一头牛"的说法么? 中国人其实不完全是患不均,更深处的心底里还有一种要为"人上人"的渴望,哪怕他到那时自己上面还有千万人, 追求的是一种相对地位.再不好听点就是要找到比自己更差的人换取心理平衡.
再回头说宋朝, 我把这些称为宋政权的愚民政策不知是否合适, 总之, 这种政策和宣传是维持其政权稳定的一大要素. 另一要素就是科举制度, 为什么宋朝如此重科举呢? 前面讲了增加录取名额, 增加官员人数,当然不完全是为了选材(官员人数扩大到十倍难道都是选材?). 其实和前一政策有异曲同功之妙, 这向所有的人(上等主户, 下等主户, 客户)显示了一条路: 你可以通过科举改变你的出身, 一旦科举录取, 哪怕你原来是客户都有可能一跃成为上等主户.这在宋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很多高官当初都是家徒四壁,宋政权也大力宣传这种例子,其目的显而易见. 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百姓: 不要怨天道不公, 主要是你自己没本事.至于各色人等在这种竞争中的机会大小就完全忽略不提. 我绝对相信这种思想流毒深远, 前一阵在讨论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工作机会问题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说了类似"如果农民兄弟真能搞, 搞一搞不就什么都有了么?"的话, 当然还有人说什么命运挑选的问题. 这就是说"要怨就怨你爹妈没本事". 这些理论只能让我想起这些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
好, 不扯闲题了, 回到宋朝. 愚民政策再成功, 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初期还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极分化到了一定程度, 一切就差一根导火索了. 我要提的是王小波李顺起义, 这个起义在历史上不算大的农民起义, 几十万人的部队并不罕见,但如果各位中学历史没忘的话, 就知道它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起义. 这个口号的提出以及能迅速大得人心我看是和我上面说的北宋的制度很有关系的. 等级制度愚民政策能起一定作用, 但这就是一种饮鸩止渴之举-----因为这只能促使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大大超过过人们的心理界限时(更准确些是当能剥夺的物质基础都剥夺了,愚民政策再也骗不下去的时候)想不灭亡也不行了. 当然王小波李顺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了, 但套用一句中国特色的历史教科书上面的话说, 这为宋王朝敲响了丧钟.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公元995年(真宗时)被扑灭的, 后来北宋还延续了100多年,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变法. 那些读了些古文的对王安石恨之入骨的人且慢发火, 我不姓王, 王安石估计也不是我的祖宗, 我没必要硬要替他唱赞歌. 我们就史论史.改革的始作俑者其实是范仲淹, 这是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的事(大家都读过岳阳楼记,应该知道这件事). 不是仁宗开明, 而是当时的形势不得不改革, 范倡导改革也喊了近二十年, 但就算这样, "庆历新政"推行一年就因各官僚反对而流产, 当然改革本身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 可大家如果看看我前面介绍的情况就该知道, 当时是什么人是既得利益者. 改革触犯的是谁的利益. 由于保守派中不乏能写文章之流, 他们笔下生花写得人民在新政下民不聊生, 从此新政在文学界是遗臭万年. 可真是这样么? 大家可以自己分析分析. 这次改革成效不大, 因为仁宗是典型的墙头草, 不坚定. 直到后来仁宗英宗死, 神宗继位, 熙宁二年(1069年), 王安石开始全面推行变法. 新法单从字面上来看确实是很切合当时的情况, 包括: 青苗法, 农田水利法, 募役法, 市易法, 方田均税法, 置将法, 保甲法. 今天太累了, 没法一一详述. 但中学历史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这些法案应该不陌生. 这些法案对我前面说的那些时弊而言, 确实是一剂起死回生的良药. 可因为其大大触动了既得利益者, 再加上执行中的问题, 方田均税法的弊端的被夸大, 改革派内部的斗争. 导致新法流产. 前面有人说书生误国, 我想可能是指王安石不顾可行性推行新法, 反而让地主阶级更加盘剥农民. 可从历史上来说, 新法在大部分地区深入的执行了, 少数地区确有趁新法推行之机加重盘剥的事情, 但绝对被夸大了. 这一点, 对比英宗和神宗时期的国力就可以看出到底新法是否在误国. 退一万步说, 新法的执行打乱了宋开国以来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的趋势, 让百姓喘了一口气, 也缓和了一下矛盾, 否则宋的统治到此很可能就划上句号, 哪里还有能力去对西夏作战. 当然, 后来高太后, 哲宗的政策的几次反复使得变法全然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那就是另论了(客观上还是打乱了两极分化的历程, 保守派越叫得凶, 他们的利益受损就越重). 当然如果有人硬要说新政是王八蛋, 我也没意见, 毕竟于我八竿子打不着, 但前面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后面的方腊起义, 宋江起义都是发生在施行被保守派吹嘘得一动就要民不聊生的旧法的时期, 总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总体来说, 这里看不出什么问题, 似乎和各代制度差不多. 但放到那时的环境里就有问题了. 北宋边境上长年战争, 而且战争屡败,年年进贡, 国家经济问题很大. 再加上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 重官轻民的时代, 在继承唐的科举制度的前提下, 大量增加录取名额. 有两个数字为证: 太宗期间因科举而得官的近万人. 仁宗期间光进士一科(此为唐遗制, 分明经, 进士, 明算等等若干科, 进士得官最易)取士得官有近五千人. 宋对中等以上的官吏极为优待,这就更加使国家经济问题很严重了. 在这种情况下, 宋政权的指导思想是:" 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光如此还不足为患, 细心的人可能发现宋朝没有专门的土地制度(如我前面有一文中讲的占田制那样的土地最大面积的限制). 总体思想是"田制不立"实际的意思是"不抑兼并". 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这可能有助于优胜劣汰.但在户籍本身就划分等级, 而且政府对官吏及眷属大力照顾的情况下, 土地的无序兼并极为恶劣. 到英宗时期, 纳税的土地仅占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三,其余的都是官吏们及官吏宗族靠荫蔽占有(此时官吏人数大约为开国的十倍左右)宋的军费开支异常庞大, 给辽西夏岁贡负担沉重, 纳税土地减少, 只好把危机转嫁给下等的主户和客户身上. 主要是在税赋役上做文章, 两税法其实不重, 但是用了一种剥削的老办法"支移", "折变". 前者是要求纳税者自备人畜盘费, 前往官方指定地点交税(主要是北方的边疆, 因屯军大多在那里)这样政府把运费等等都省下来, 转嫁危机到百姓身上. 后者是指官方指定交纳税的物种, 比如你种小麦, 本来政策规定你交税是小麦若干, 但官方突然要求你交现钱或绢布. 可你没有这些物资, 那就要按官方指定价格折成钱或绢布. 这里只有白痴才会不趁机打压农民利益, 高出应收税三至四倍的事情都时有发生. 在赋的问题上, 宋把对辽夏的岁贡摊至民众, 加了新的赋种. 最初, 不论户籍等级如何, 均按土地比例交纳绢粮. 政府相应补以钱, 但很快由于政府"白取之", 主户中的上户就开始逃避这些赋, 因为他们大多是官吏及眷属, 自然能把政策引导至其有利的一面. 在役的问题上,分差役和杂徭, 前者按规定只能由主户中的上三户负担, 可后来由于上三户的逃避, 下户开始充差役了, 甚至后来竟有客户充差役的事. 至于杂徭, 本身就是针对主户中的下户和客户的. 所有这些户籍制度中处于下等的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以上所有因素又促成了另一个恶瘤: 高利贷的产生. 因为捐税役赋的沉重, 没有士籍的普通百姓只能常常借贷, 高利贷的产生后, 更加加速了土地的兼并, 让许多下等户沦为客户.
当然我这里讲的这些是经过若干年的逐渐演变造成的, 对北宋统治者本身来说, 当然希望国家安定,不希望官逼民反, 不会一上来就逼人太甚, 但当整个统治阶级自己在这种户籍制度中逐渐占尽优势后, 普通百姓的悲剧是不可避免了---你怎么能指望既得利益者主动去取消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制度呢? 但封建统治还要继续, 这里就牵涉到了另一个问题: 愚民政策. 历代封建统治都有这种政策, 扼杀人民的思想, 引导大家都沿着有利于其统治的思想前进.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 历史上不一定所有的黑暗时期人们都起来反抗的, 但贫富差距过大就有可能引发战争. 可问题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本身不就是一种不均么? 我看到宋史说纳税的田地只有十分之三的时候真是大惑了一阵, 这摆明了就是一种大不均. 十分之三的土地要替十分之七的土地纳那么多苛捐杂税, 为什么没有激起大的民变呢?(有关民变后面会讲). 其实这和宋王朝的科举户籍制度有关: 一方面, 主户分为五等, 下面再分客户, 政府再灌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知足长乐等等思想, 当你看到隔壁李四是第五等户, 你是第四等户可以比他享有多一点的特权时, 你自然就会有种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甚至能让你忘了你被上三等户剥夺的利益.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很多人这种思想照样是根深蒂固的. 我不想多说这个问题, 大家扪心自问就知道答案了.言归正传, 对于主户而言, 再差还有一个客户在底下可以垫背. 对于客户而言,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总体来说, 北宋时期客户的生活压力和对主户的人身关系上的依赖竟然是逐渐减轻的, 这相对我上面讲的宋政权加紧盘剥的情况好象很矛盾, 但结合维护统治的目的就可以看出, 正是这种逐渐减轻最底层的压力, 加大次底层的压力的作法保证了北宋的统治及农业的大发展(北宋的农业发展确实是显著的). 北宋统治者也许不明白"无产阶级革命最彻底"这个道理, 但他们确实很懂如何巧妙利用等级制度-----国家不制定特殊的土地制度, 这样即使作为最底层的客户中的佃户也有机会购买到土地变为主户中的一员. 这就是宋政权大力鼓吹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这种思想深入人心后, 对客户有非常大的安抚作用. 这里要多说一句就是, 所谓"田宅无定主"完全不是像宋统治者宣传的那样无条件的, 我上面举的纳税土地只剩十分之三这个数据完全可以说明问题: 统治者在保持下等的主户和客户之间的自由转化的同时, 悄悄地侵吞了他们的利益为上等主户所有. 其实不仅宋朝, 各朝代贫富两极分化都不是赤裸裸的, 统治阶级都用了某种欺骗性的策略----直到解放前,不还有"二十亩地一头牛"的说法么? 中国人其实不完全是患不均,更深处的心底里还有一种要为"人上人"的渴望,哪怕他到那时自己上面还有千万人, 追求的是一种相对地位.再不好听点就是要找到比自己更差的人换取心理平衡.
再回头说宋朝, 我把这些称为宋政权的愚民政策不知是否合适, 总之, 这种政策和宣传是维持其政权稳定的一大要素. 另一要素就是科举制度, 为什么宋朝如此重科举呢? 前面讲了增加录取名额, 增加官员人数,当然不完全是为了选材(官员人数扩大到十倍难道都是选材?). 其实和前一政策有异曲同功之妙, 这向所有的人(上等主户, 下等主户, 客户)显示了一条路: 你可以通过科举改变你的出身, 一旦科举录取, 哪怕你原来是客户都有可能一跃成为上等主户.这在宋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很多高官当初都是家徒四壁,宋政权也大力宣传这种例子,其目的显而易见. 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百姓: 不要怨天道不公, 主要是你自己没本事.至于各色人等在这种竞争中的机会大小就完全忽略不提. 我绝对相信这种思想流毒深远, 前一阵在讨论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工作机会问题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说了类似"如果农民兄弟真能搞, 搞一搞不就什么都有了么?"的话, 当然还有人说什么命运挑选的问题. 这就是说"要怨就怨你爹妈没本事". 这些理论只能让我想起这些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
好, 不扯闲题了, 回到宋朝. 愚民政策再成功, 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初期还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极分化到了一定程度, 一切就差一根导火索了. 我要提的是王小波李顺起义, 这个起义在历史上不算大的农民起义, 几十万人的部队并不罕见,但如果各位中学历史没忘的话, 就知道它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起义. 这个口号的提出以及能迅速大得人心我看是和我上面说的北宋的制度很有关系的. 等级制度愚民政策能起一定作用, 但这就是一种饮鸩止渴之举-----因为这只能促使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大大超过过人们的心理界限时(更准确些是当能剥夺的物质基础都剥夺了,愚民政策再也骗不下去的时候)想不灭亡也不行了. 当然王小波李顺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了, 但套用一句中国特色的历史教科书上面的话说, 这为宋王朝敲响了丧钟.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公元995年(真宗时)被扑灭的, 后来北宋还延续了100多年,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变法. 那些读了些古文的对王安石恨之入骨的人且慢发火, 我不姓王, 王安石估计也不是我的祖宗, 我没必要硬要替他唱赞歌. 我们就史论史.改革的始作俑者其实是范仲淹, 这是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的事(大家都读过岳阳楼记,应该知道这件事). 不是仁宗开明, 而是当时的形势不得不改革, 范倡导改革也喊了近二十年, 但就算这样, "庆历新政"推行一年就因各官僚反对而流产, 当然改革本身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 可大家如果看看我前面介绍的情况就该知道, 当时是什么人是既得利益者. 改革触犯的是谁的利益. 由于保守派中不乏能写文章之流, 他们笔下生花写得人民在新政下民不聊生, 从此新政在文学界是遗臭万年. 可真是这样么? 大家可以自己分析分析. 这次改革成效不大, 因为仁宗是典型的墙头草, 不坚定. 直到后来仁宗英宗死, 神宗继位, 熙宁二年(1069年), 王安石开始全面推行变法. 新法单从字面上来看确实是很切合当时的情况, 包括: 青苗法, 农田水利法, 募役法, 市易法, 方田均税法, 置将法, 保甲法. 今天太累了, 没法一一详述. 但中学历史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这些法案应该不陌生. 这些法案对我前面说的那些时弊而言, 确实是一剂起死回生的良药. 可因为其大大触动了既得利益者, 再加上执行中的问题, 方田均税法的弊端的被夸大, 改革派内部的斗争. 导致新法流产. 前面有人说书生误国, 我想可能是指王安石不顾可行性推行新法, 反而让地主阶级更加盘剥农民. 可从历史上来说, 新法在大部分地区深入的执行了, 少数地区确有趁新法推行之机加重盘剥的事情, 但绝对被夸大了. 这一点, 对比英宗和神宗时期的国力就可以看出到底新法是否在误国. 退一万步说, 新法的执行打乱了宋开国以来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的趋势, 让百姓喘了一口气, 也缓和了一下矛盾, 否则宋的统治到此很可能就划上句号, 哪里还有能力去对西夏作战. 当然, 后来高太后, 哲宗的政策的几次反复使得变法全然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那就是另论了(客观上还是打乱了两极分化的历程, 保守派越叫得凶, 他们的利益受损就越重). 当然如果有人硬要说新政是王八蛋, 我也没意见, 毕竟于我八竿子打不着, 但前面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后面的方腊起义, 宋江起义都是发生在施行被保守派吹嘘得一动就要民不聊生的旧法的时期, 总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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